任继愈先生的为人

来源：未知|发布时间：2019-01-22|浏览次数：

一位学者，受着社会的供养，他回报社会的，是自己的学术论著。因此，怎样对待学术，是一个学者最重要的公德。
任继愈先生是位学者，而且是从事最高雅学问的学者。但是，他的心时刻关注着现实的问题，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青少年时代，他追求真理，不是要做世外得道高人，而是为了寻求救国之路。在他看来，与现实无关的学问，不是真学问。同时他也反对那种借“古为今用”之名曲解历史、丧失科学性的学问。科学性与服务于现实的统一，是他追求的目标，并且一直贯穿于他的学术实践之中。他的原则是：作为一个学者，“不能讲话的时候，可以不讲，但决不能乱讲”。“讲出来的话，一定是自己想通的话。”迄今为止，在他的论著中，会有错误，也会有你不喜欢或不同意的主张，但决没有不关现实痛痒的无病呻吟之作，也没有迎合一时潮流的谄媚之文。
对于任继愈先生来说，学风严谨，资料扎实，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等等，都仅仅是初级学科。他从导师汤用彤先生那里学到并且一直加以坚持、又谆谆教导自己学生的治学原则是：要弄懂中国哲学，就要懂得外国哲学；要懂得哲学，就要懂得历史。这样，看问题才能比较全面，结论才比较可靠。
学术研究，是探索未知的事业。和一切科学研究一样，要不出错误，是不可能的。发现错误，就及时纠正；找到真理，就要努力坚持，是一个学者公德水平的重要体现。任继愈先生对《老子》哲学的关注，开始于中学时代，持续至逝世之前。他不仅四译《老子》，而且数次纠正对于《老子》哲学的结论。每一次都是对以前结论的否定，同时也是向着新的更加符合实际的目标的进步。
他研究宗教的科学无神论立场，曾经遭到学界和社会上力量强大的反对，甚至不少学生和亲密同事也因此离他而去，但他坚持着，始终不渝。他提出的“儒教是教说”，在头一个十年的时间里，遭到学界的一致反对，几乎无一人赞成，他坚持着。第二个十年，也只有三五人支持，他依然坚持着。时至今日，理解和赞成儒教是教说的，日益增多。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的认识，也必然会有一个重大的转变。

任继愈先生仪态儒雅，为人至诚。在他的身上，继承着我国五千年未曾中断的传统文化所铸就的传统美德，又有着共产党员所具备的高尚品质。他把传统圣贤的清高，转化为新时代的清廉和简朴；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民族对人民的忠诚。他常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家里，也应该是共产党员。他对工作尽职尽责，对父母尽心尽力。对兄弟，他亦兄亦父；对子女，他亦亲亦友。对于师长，他尊重而真诚；对于同学和同事，他是最可信赖的朋友；对于学生和晚辈，他是最负责任的老师和长辈。
他热烈追求真理，坚定持守真理。天风海浪不能撼其志，虚名荣利不足动其心。无论是面对荣利还是面对压力，他都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对于青年，对于人民，他却有着一副火热的心肠。他用自己的能力帮助过许多青年学者找到发挥才能的机会，他用自己的工资津贴资助过许多困难的学生和同事。自己则常常用废纸写稿，翻拆旧信封寄信，为国家，为人民，节省着每一分钱。
文化大革命中，他挨过批斗，下过干校。他没有沉浸于个人的痛苦，而是研究中医为当地群众治病，从劳动中体会哲学的道理。文化大革命后一个长时期里，他又遭受着来自另一方面的压力和批判。他不去理会那些不公正的非议和误会，而是抓住难得的机会，全心全意地致力学术事业。以一个几近失明的耄耋老人，完成了数倍于常人的工作。他自觉地担当着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和得失。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保持了学者的清白，维护了学术的尊严，坚持了共产党员的原则。
无论做人还是为学，任继愈先生都是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不是随风摇摆的花草；他属于中国学术发展之河的深流，不属于表面飞溅的浪花和光怪陆离的泡沫。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真正的学者。他走过的学术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道路；他努力的方向，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方向。作为学生，我们为有这样的导师而自豪。我们也为山东平原县有这样的人物而自豪，为中国有这样的学者而自豪。我们盼望着，有更多的、像任继愈先生这样的学者涌现出来，使我们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