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为人治学的风标

为人为学的根基是爱国
任继愈的助手李劲记得，有一次，一位来访的客人曾向任继愈“吐槽”，自己的孩子高考落榜了。任继愈几乎脱口而出：“只要爱国就行”。是否爱国，是任继愈判断一个人好与坏的最重要标准，也是他做任何事的第一标准。
    1987年，任继愈就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之后担任领导职务22年之久。现任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告诉记者，任继愈担任国家图书馆期间，也正是国家图书馆走向快速发展的时期。
    众所周知，国家图书馆为中国第一大图书馆，保存了大量珍贵古籍善本。长期以来，出于保护目的，这些书并不能被一般读者看到。
    任继愈认为，图书不同于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阅读的，让图书躺在图书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在他的努力之下，国家图书馆先后召集160余人，历经10余年，以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的《赵城金藏》为基础，最终影印了1.02亿字、107卷的 《中华大藏经》，主张公开出版，制作给大家来阅读。
    “古籍整理是件与名利无关的事，任老之所以这么做，完全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计，给后人做研究铺路。”詹福瑞告诉记者。
    这种认识也在他的治学方向上表露无遗。方广錩说：“任先生认为，为了民族文化的复兴，需要提前整理资料。他是从这个思路出发招收相关研究生的。也就是说先生培养学生，立足于学科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有着长远目标。 ”
    方广錩本打算报考印度佛教的研究，在这一领域，也只有季羡林和任继愈有资格带博士。然而，任继愈却开门见山地告诉方广錩：“我考虑，你如果报考博士生，就要改专业，改为佛教文献学。国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但是佛教文献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 ”
    任继愈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他认为至少30年内，中国不会有真正的文化大家，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迟早会复兴，在文化复兴之前，必然有一个资料整理的阶段。资料整理，就是为文化复兴做准备。这种工作很枯燥，但得有人来做。
    因此，生前他除了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同时启动了预计2亿至3亿字的《中华大藏经（下编）》的编纂，还主持预计7亿字的 《中华大典》的编纂。
    2006年，李申曾为一家报纸写下过总结任继愈为人为学的文章：“数十年为学的经历，使他形成一条规范：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说自己没有想通的话；数十年人生途程中的风雨，他坚持一个原则：在无法讲话的时候可以不讲，但绝不乱讲。他把传统贤人的清高，转化为新时代的清廉和俭朴；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无论做人还是为学，他都是一颗独立支撑的大树，不是随风摇摆的花草，他属于中国学术发展之河的深流，不属于表面飞溅的浪花和光怪陆离的泡沫。 ”
    任继愈的辞世，让李申品尝到了真正的“难过”。一段时期，来访者每谈及任继愈，李申总是婉拒，他说：“有关先生的那些事，不管是大事小事，现在都成了伤心事，都说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