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承名门--任继愈

       1934年。这一年，任继愈先生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可谓夙愿得尝，年少得意，因为这是她最想读的一所学校和最理想的一个系。任继愈觉得，生活在他的面前绽开了可亲的笑容，命运也为她开辟了一条他最愿走的路。因此，任继愈的心情每天都随着天上的白云和飞鸟一起飞翔。
任继愈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浓厚的学术气氛，为任继愈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学习是刻苦而快乐的，兴奋的潮水冲破了堤岸，难以遏制，也不想遏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国难当头，在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的铁蹄下，在炮火和硝烟之中，“象牙塔”内也不可能风平浪静。这时，任继愈正上大三，北大决定南迁，任继愈随校南移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
从长沙到昆明，闻多先生与李继侗、袁复礼等几位教授和两百四十多名师生选择了徒步前往，称为“湘黔滇旅行团”，时年二十一岁的任继愈也报名参加了这次“旅行”。此次被称为“小长征”的旅行地历经六十余天，全程三千多里路。沿途的所见所闻，无不令他深深的震撼。一腔来自于叫做爱国的情愫或者叫做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书生情怀油然而生。
西南联合大学对当时身处战乱的学子们来说，是读书唯一的理想之地了。在未到之前，任继愈一直对这个地方满怀憧憬。在那么一个艰苦的时代里，虽然条件艰苦的难以言状，西南联大却有着一种不同凡响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热情，这成为中国当时思想状态的一个缩影。西南联大由几所名校组成，位于大后方，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
1938年，随校南迁的任继愈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39年，他考取了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导师是汤用彤和贺麟，专业方向是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生活在任继愈面前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任继愈能够成为一代学术大师，是由于他在西南联大打下深厚的国学根基和开阔学术视野。
 在联大这个巨大的平台上，让任继愈记忆最深刻的是学校的学术民主，在任继愈看来，联大的创立是非常有好处的。首先是，三个学校强强联合地加在一起，学生和教师之间都可以互相观摩，都很受启发。教授之间，互相听课，师生之间可以互相保留不同的学术观点，撰写论文，学生可以不同意导师的见解，只要持之有故，有充实的根据，教师即可让他的论文通过。这种民主的学术气氛既调动了同学们的积极性，又充分张扬了同学们的个性。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反，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高分。还有选修课，考试的内容经常与老师课上讲的不一样，但学生只要能言之成理，也能得到高分。联大的另一特别之处就是，老师讲课都不用统一教材，而是按自己的研究长处来讲。学校还有一个风气，就是教师照本宣科会觉得不光彩，因此，教师上课时不仅会加入自己的观点，还要求讲课年年有更新。
西南联大的日子，任继愈从中受益非浅，这其中的受益，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有生活上、思想上的。这种东西铭刻在任继愈的心上，这一时期的学习，奠定了他丰厚的学养基础。
 
 
任继愈先生自1937年转入西南联大学习并于1938年毕业，又于1939年考回联大的研究生，1941年毕业并留校任教。1946年随北大迁回北平，他在西南联大学习工作了整整九年。那一段读书岁月是任继愈人生最畅意的时期——没有尘俗纷扰，不用操持生计，可以一心向学、专志读书，真正尝到了“为读书而读书”的乐趣。
从1942年起，任继愈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了22年的教学生涯。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最高学府的雕梁画栋和远处西山的夕阳剪影，从此成为他一生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生活崭新的画卷在任继愈面前展开，欣喜之余，他开始对这画卷进行如痴如醉的研读。1949年，任继愈和欢欣鼓舞的人们共同迎来了北京的解放。北大师生共同度过了许多初解放后兴奋狂欢的令人难忘的日子。
北京刚刚解放，知识分子忽然迎来了春天，任继愈就像忽然去掉了臃肿的冬衣，换上了轻薄的春装一样，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这样的时候，任继愈心中想到的更有大图书馆中盈是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更有那里的书香。乘着东风，为国家、为北大多进些锦力，是任继愈心中鼓噪者的理想。
1956年，任继愈被评为北大教授，3年后的1959年，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佛教的任继愈的学说被毛泽东表扬为“凤毛麟角”，终成为学部委员级学者。1956年起任继愈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博士研究生。
毛泽东对任继愈一直评价很高，甚至用“凤毛麟角”来形容他在佛教史方面的研究。
《毛泽东文集》里有一段话：“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认识， 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伊斯兰教的没有见过。”这就是毛泽东说任继愈是“凤毛麟角”的由来。
1959年10月13日，任继愈被毛泽东接见，刚见面，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说，任先生，你写的那些文章我都读了。接着，毛泽东就讲研究宗教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研究这个问题。宗教问题非常重要，要开展研究。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来，先做着。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到1987年调至国家图书馆任馆长，任继愈担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长达二十多年。二十多年里，任继愈呕心沥血，为宗教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与此同时，任继愈还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建国以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